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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每当周末，我要在卫生间里蹲上整整一上午，用双手搓洗大哥沾满泥球的羽绒服，二姐不能机洗的娇贵真丝裙，还有弟弟散发着恶臭的运动鞋。

　　我的双手常年长满冻疮，红肿得像两个发面馒头，稍微一弯曲，骨节处就会裂开渗出带着血丝的黄水。

　　有一次我实在冻得受不了，小声问能不能用洗衣机洗大哥的羽绒服。

　　赵玉兰立刻放下手里的瓜子，痛心疾首地看着我：

　　“初夏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洗衣机洗得坏衣服，你大哥那件衣服好几百块呢！让你手洗，是因为全家就你做事最细致、最踏实。

　　你看看你二姐，毛手毛脚的，妈妈哪敢把家交给她？妈妈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，是对你的信任和器重啊！”

　　大哥在沙发上打着游戏，头也不抬地附和：

　　“就是，老三，能者多劳嘛。咱们家就你最懂事，你不会连这点贡献都不愿意做吧？”

　　一旦我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疲惫或委屈，全家人就会立刻形成统一战线，对我进行全方位的道德激a。

　　“不知足。”

　　“辜负了父母的器重。”

　　“没有良心。”

　　这些标签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脊背上。

　　在那种极度匮乏又被高度洗脑的环境里，我偶尔也会生出一点点属于人的正常欲望。

　　初二那年，我的钢笔笔尖摔坏了，总是漏墨。

　　我积攒了半个月的勇气，在晚饭后小声提出：

　　“爸，妈，我能不能……要五块钱买支新钢笔？现在这支写字会弄脏卷面。”

　　原本其乐融融的客厅瞬间安静了。

　　林建国放下了手里的报纸，赵玉兰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

　　大哥二姐和弟弟立刻用一种看“白眼狼”的眼神看着我。

　　“林初夏，”

　　林建国皱着眉头，语气里满是失望，

　　“你知不知道家里养你们四个有多难？你哥要报补习班，你姐要买复习资料，你弟还在长身体。

　　大家都在节衣缩食，你怎么好意思张嘴要钱买这种非必需品？”

　　“可是我的笔坏了……”

　　我攥着满是墨水的衣角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　　“坏了不会修吗？不会用胶布粘一下吗？”

　　赵玉兰立刻接腔，

　　“你这孩子，怎么生得这么自私、这么贪得无厌？

　　全家对你这么好，给你熬粥，器重你让你管家，你却一点都不体谅父母的难处！你眼里就只有你自己！”

　　那场批斗大会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。

　　最终，以我跪在客厅中央，哭着承认自己“自私贪婪”、“不顾大局”。

　　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提任何无理要求而告终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“贪得无厌”成了我在这家里的专属罪名。

　　只要我试图争取哪怕一口饭、一点私人空间，这个罪名就会被搬出来，将我钉死在耻辱柱上。

　　为了证明自己不自私，我只能更加拼命地干活，更加安静地隐形，把自己压缩成一个没有需求的透明人。

　　真正让我这只蒙眼拉磨的驴觉醒的，是高二那年的奖学金事件。